终章 九三年（十五）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，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。
　　
　　有时候，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，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、退一步的。
　　
　　后世尹里奇说过，左的幼稚病问题。
　　
　　实际上，这个类似的问题，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，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
　　
　　这种情况，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，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。
　　
　　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。
　　
　　不是说自然秩序、国内市场、世界市场、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——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，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，肯定是进步的。
　　
　　而是说，步子迈的太大，扯着蛋倒是小事。
　　
　　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，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“等待自然秩序调节”的表态，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，那真是命大。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，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仿佛，不考虑现实，只要全面自然秩序，一切就好起来了。而如果没好起来，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。
　　
　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，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。并且，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、月满则亏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，也有些类似。
　　
　　这个问题，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。
　　
　　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。
　　
　　刘玉没出走之前，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，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，让他们成长起来。
　　
　　而现在，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　　
　　的确，当时刘玉是说过，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要慢慢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、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，直接搞炸了。
　　
　　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，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、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。而是基于物质基础、历史条件的不一样。
　　
　　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。
　　
　　《水浒传》里的智取生辰纲里，七人众面对杨志，说自己是“濠州人，去东京城贩枣子”。
　　
　　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，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，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，在盐铁会议之后，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，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因为地理条件、运输条件、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，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，无利可图。
　　
　　这么说吧，后世相对于18世纪，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。
　　
　　那么，后世却没有人把煤，往大同运，去大同卖煤；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，去大兴安岭卖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？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、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。
　　
　　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？
　　
　　某种程度上讲，在铁路建设之前，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：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、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。
　　
　　就三十年前、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，比如说，关中丰收。
　　
　　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，跑到江南去卖，也绝对没人管你，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。
　　
　　唯一的问题是，要不是脑子发烧、钱多到没处花，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。
　　
　　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、贸易、国内市场的问题——你哪怕说前朝大明，甚至更往前的蒙元，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、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。
　　
　　而欧洲的情况，恰恰相反。
　　
　　比如法国、比如意大利。
　　
　　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，那太激进了。
　　
　　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，伦巴第改革主义，他们的重农主义，面向的也是“国内”林立的关卡、和各种限制、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。
　　
　　要注意的是，“国”与“国”是不同的。
　　
　　大顺是个国。
　　
　　意大利也……呃，当然，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，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，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，距离上最多不也是“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”的水平吗？
　　
　　也即是说：大顺国内，是因为地理条件、运输水平、交通工具的限制。使得大顺在原则上，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，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——买卖土地，毫无限制，产权清晰，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，什么养鸽权、狩猎权、拾穗权什么的，全都没有。你有本事拿到地契，《大顺律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，至于你怎么拿到的，这个基本不管。毕竟说，《大明律》、《大顺律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%，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，也压根管不明白、管不了。
　　
　　而在欧洲，是地理条件、运输水平、交通工具都合格，毕竟国土也不大。但是，封建势力、商人行会、区域寡头、封建法等等，使得连“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”，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这里再说一遍：《国富论》，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，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。
　　
　　同理。重农学派，也不是对法国、意大利现状的总结，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。
　　
　　《国富论》不是在说“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”。
　　
　　而是在狂喷“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”。
　　
　　甚至于，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，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、走私、私掠、海盗销赃、垄断权等事实，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。
　　
　　因为是黑的，所以才呼唤白的。
　　
　　而不是后来，我是黑的、我牛叉，所以黑的才会牛。
　　
　　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，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，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。
　　
　　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，是过去的封建制度、区域性地方势力，数百年的历史因素，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“国内统一市场”的条件——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、法国的劳役修公路，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，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。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，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，这两者虽然都是“国内”，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——所以，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，却还欠缺社会意识、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、政治构建。
　　
　　社会意识，落后于社会存在。
　　
　　而大顺是反过来。
　　
　　因为火轮船、铁路、海运的发展，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，现在具备了。而大顺这边，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，在政策上并不存在，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。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、火轮船铁路的发展，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　　
　　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，以及他们的“思想”上的革命，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。
　　
　　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，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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